明亮小说与沉重历史，在此化为缺一不可的存在——柳广司的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

出前一庭

只要你曾读过柳广司在台湾发行的小说，应该便会发现，他总能精准掌握作品氛围，让故事特有的时代气息与娱乐性合而为一，无论是巧妙翻转的情节，或是在动荡、肃杀的时代背景里，生动描绘复杂众生相的人物设计，均将读者带到他笔下的世界里，同时展现对于日本历史的高度自省，因而使阅读乐趣与深度，就这么在他的小说里，激荡出种种无比迷人的火花。

在柳广司最知名的代表作「D机关」系列中，故事大多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海外战场作为背景，借由帅气与峯回路转的谍报故事，隐隐带出一股无力回天的悲壮气息，让人看到无论D机关成员有多么身手不凡、事事料敌机先，却也还是阻挡不了源自掌权者的疯狂与野心，导致纵使明知战败已无从避免，却也依旧仅能奋力完成任务，在历史巨轮前，一次又一次地高举起他们那锋利无比的螳臂。

而在《无敌之人》里，柳广司则将视线转移至日本本土，以实施《治安维持法》的昭和前期作为背景，描写当时日本政府大量抓捕思想犯的故事，精准呈现出一股风声鹤唳的肃杀氛围，带领读者自「平庸之恶」的角度，述说那个时期发生过的事件及相关冤案，让人性中的善恶因此更幽微难解，描绘出种种正义与邪恶的一体两面，乃至于隐藏在其中的满腔热血，抑或教人反感的自私心态。

至于此刻你手上的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，则是柳广司继续沿着日本近代史脉络，再度带来另一个切入角度的精采作品，甚至更在他的这条创作路线上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承先启后作用。

在寒冬与黑暗夹击间，那一度热血的短暂曙光

基本上，原文版推出于二〇二四年十一月的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，可以算是柳广司于二〇二〇年一月推出的小说《太平洋食堂》的非直接续作。

柳广司曾表示，其实打从他出道以来，便一直想以日俄战争之后的时期作为小说背景，只是由于始终找不到可以作为核心的切入点，因而才迟迟没有动笔。后来到了二〇一八年，他在报上看到新宫市议会决定要授与大石诚之助「名誉市民」的相关新闻，才让他总算找到了这个想法的突破口。

大石诚之助出生于一八六七年，也就是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给明治天皇的「大政奉还」那一年，正好是个象征日本自封建时代迈向近代化的起点之年。

曾至美国、新加坡与印度等国家留学的大石诚之助，在孟买大学就读期间，由于认识了印度的种姓制度，因此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浓厚兴趣，后来在回到故乡新宫市后，便于自己的诊所对面，开设了一间名为「太平洋食堂」的餐厅，向大众推广西式料理，同时更以那里作为教育及文化交流场所，希望引入平等与民主精神的相关观念，使许多社会主义者纷纷以那里作为聚会场所。

而《太平洋食堂》这本小说，便以大石诚之助开设食堂作为起点，用一九一〇年，他由于涉入社会主义者被诬陷意图暗杀天皇，后来与幸德秋水等人一同被判处死刑的「幸德事件」作为结尾，就这么以前半段明亮轻快的氛围，与后半段的悲剧性结局作为强烈对比，带出浓烈的控诉及省思之情，成功展现出残酷不已的历史过往。

至于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的故事，则发生于《太平洋食堂》结束的数年后，并以《太平洋食堂》也有登场的历史人物堺利彦作为核心，将主要的故事背景设定为由他创立的「卖文社」，描绘在「幸德事件」后，被政府塑造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者，如何在卖文社的协助下，得以用「钢笔换取面包」，透过各种撰文需求来维持生计，在这段寒冬时代中蛰伏等候的过程。当然，除了堺利彦外，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登场的大多数角色也同样真有其人，并借由一名并未提及姓名的「少年」观点作为叙事切角，让对这段历史未必熟悉的读者们，得以与这名少年一样，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人物。

这样的作法，也让故事时间点位于《太平洋食堂》与《无敌之人》之间的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，虽然处于同一条历史轴线上，却也由于故事所属的时代位置，因而展现出不同风貌，除了延续柳广司描绘精湛的历史氛围外，对于台湾读者来说，可能还会联想到宫部美幸时代小说里的种种人情义理，整体不仅热闹与欢愉许多，就连最后也散发出一种热血的希望感，彷佛等候已久的曙光，总算要穿破厚重的阴霾一般。

有趣的是，在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中的卖文社，甚至还令人联想到《水浒传》里的梁山泊，让拥有不同长才，不受当时政府待见的社会主义者齐聚一堂，以手上的钢笔与灵活脑袋，成为他们行侠仗义的武器，就这么暗中帮助同道中人与社会弱势，同时怀抱有朝一日能经世济民，真正改变日本社会的崇高理想。

小说描绘了过往，但也关注着我们所属的现今

只是，虽然从书中的角度看起来，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与《太平洋食堂》相比，确实在结局时留下更为正面的希望感，但要是我们以柳广司透过不同作品串连起来的历史轴线来看，却也还是会不免发现，就在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结局的十余年后，《无敌之人》的时代也于焉到来。

是的，在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描绘的故事之后，卖文社其实没能走到二〇年代便宣告解散，就连相关成员，竟也如同《水浒传》的群雄一般，纷纷走向不同命运。有人在晚年时，受到治疗脑溢血的副作用所苦，无法抑制地出现暴力倾向，而有人则是在关东大地震所带来的一团混乱之际，惨遭宪兵杀害弃尸，引发轩然大波。

就连其中较为幸运，成功活到二战之后，并看见日本民主光景的人们，却也同样难逃战前与战时的治安维持法迫害，因而使他们依旧成为了时代的牺牲者，就这么被迫迎来理想的又一次幻灭。
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的明亮结局，与形成强烈对比的实际历史，或许正代表了柳广司借由本书想传达的事物，告诉读者纵使在如今的民主时代，我们依旧有可能因为恶质政客的一己之私，或是来自有心人士的阴谋操弄，随时导致黑暗卷土重来。

就连他在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描绘的种种现象，包括侵害劳权、言论及思想审查、贩卖人口、性别犯罪等问题，也确实直至今日，都还是在民主社会与某些国家里持续发生，最后则使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带来一种借古讽今般的效果，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省思过往，并持续审视当下的思考契机，正如他曾在某场访问中所言——

「作家对历史或社会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或许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与至今仍有人被杀害、有人捱饿的现实直接连结。小说这种媒介，本来就应该更自由地去追求这样的可能性。」（注：译注：出自《周刊ポスト》专访〈作家·柳広司氏　「司马さんと违う『明治』を书きたかった」〉）

柳广司不只这么说，同时更将这样的创作观点，落实在《面包与钢笔事件簿》中。而这，或许也正呼应了卖文社以钢笔与面包作为标志，那如此动人的精神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