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记错的话，十四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创作了自己的歌。

用的是父亲让给我的古典吉他，旧尼龙弦松了也没有调紧，就这样以少少几个音组成的和弦唱了起来。谈不上技巧也没有歌艺可言，真的是很不像样、完全不像样的歌。

上高中之后，我向朋友借来用卡式录音带录音的业余录音设备，开始在家录音。生日时，父母送了我一套便宜的鼓。为了怕吵到邻居，我在鼓上覆盖毛毯和大毛巾，就这样录起音来。分开录制的吉他声，也为了不造成邻居困扰，只能将音量控制在一定程度内。因为很讨厌自己的声音，根本没想过成为创作型歌手，单纯只是兴趣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搬出老家一个人生活，住的是没有浴室的三坪大公寓，室友有蟑螂也有老鼠。那可是一栋４Ｄ立体声建筑，隔壁房青年做爱的实况总能透过声音与震动即时转播。因此，只要一弹起吉他，住在楼下的管理员婆婆就会手持扫把上来骂人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克服万难弹奏吉他，把音量控制在最小限度内作曲。遇到下雨天就不用在意声音了，所以我常在下雨天写歌。若是遇上刮大风下大雨的日子，风雨就是百分之百的隔音装置，可以尽情大声唱歌、弹吉他，谁也不会有怨言。

夜里睡不着时，我总是在写歌。

边作词作曲边心想，现在这首歌要是能传送到谁的耳边就好了。

这连隔壁住户都听不到的微弱歌声，一定会像广播的电波般飞向某处，被谁接收──当这个念头浮现之后，忽然莫名其妙地成为确信。

不过，我也知道那只是年轻人特有的无可救药的自恋心愿，只是一个废物、一个失败者、一个不值一文的无名小卒可悲的白日梦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组了没有主唱的纯演奏乐团ＳＡＫＥＲＯＣＫ，从此一脚踏入音乐业界。原本因自卑而封印起来的唱歌这件事，也在细野晴臣先生的鼓励下抱定豁出去的觉悟，制作了第一张专辑《笨蛋之歌》。回过神来，这样的我竟然在横滨竞技场里开了演唱会。因为想用这场演唱会串起刚开始作曲的自己、现在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，于是在分成两天举行的公演第一天，我采用自弹自唱的形式。

身处空间宽敞的横滨竞技场，演唱当年那首在三坪大的房间里，以只有两坪左右范围内听得见的声音作成的歌曲。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时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那个瞬间，一万两千名观众仿佛消失不见，竞技场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当年那个鸦雀无声的深夜，安静无声的城市里，看不到未来的我几乎要被自己的无能击垮，辗转难眠，一只眼睛流出毫无意义的眼泪。喘不过气时，只能慢慢起身掀开棉被，拿起身边的吉他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写歌。那个瞬间，和现在站在舞台上唱歌的这个瞬间相连了。我心想，竟然真的有这种事。

既不是白日梦，也不是自恋的幻想。当年一心想要「传送给谁」而从心中发射的电波，花了这么多年慢慢地飞，终于飞到聚集此地的观众耳边，被大家接收了。曾经以为多余而无用的那个念头，在这里真的实现了。

闪亮

在无意义中

消逝的时间里

点亮的灯

唱起〈闪烁〉这首歌时，偌大的横滨竞技场宛如狭窄的三坪大房间。这不是夸饰法也不是夸大其词，我真的感觉距离观众这么近。最后一首歌结束后，观众席的灯光亮起，好多人为我鼓掌。

「在大型场地举行的演唱会不是真正的音乐。」

「在小型LIVE HOUSE唱歌才是正义。」

以前的我也曾这么想，不过，那是错的。

音乐，以及在演唱会上感觉到的空间感与距离感，并非用场地大小来衡量，而是以演奏者、音乐人与听众之间心的距离来衡量。

在那里，我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时间。无论会场有多大，那两天的横滨竞技场仍是最狭窄也最棒的地方。

公演结束一星期后刚好是圣诞节，因为前一天收到朋友送的圣诞礼物，我打算出门买回礼。走在人潮汹涌的涩谷大十字路口，身旁是熙来攘往的上班族、情侣以及成群学生，我和一个头戴红色圣诞帽、手上牵着宠物、身穿深咖啡色破烂大衣的老爷爷擦肩而过。

老爷爷手上绳子的另一端，是个戴着圣诞帽的鬃刷。

原来老爷爷牵着的不是宠物，他只是把鬃刷拖在路上走。没说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动作，直直走过十字路口。慢慢混入喧嚣杂沓人潮中的那个背影，好像在呐喊：「接收我传送的东西吧！」

我站在大十字路口的人潮中，望着那道背影看了好久。